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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晓峰:“中国之治”与坚定“四个自信”

发布时间:2020-01-14 10:50  访问次数:10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纲领性文献。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基础建设,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则是坚定“四个自信”的基本依据。深入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一个重要要求,就是从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多方面显著优势中建立和确立“四个自信”的基本依据。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


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是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制度基础和治理基石,是一个国家兴衰成败的决定性因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1]这一制度和治理体系,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准确把握坚定“四个自信”的基本依据,首先就要深刻认识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多方面的显著优势。

多方面显著优势展现系统优势。《决定》首次将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概括为13个方面。这些方面的显著优势,主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体现在以人民为中心作为贯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准则,体现在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作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体现在坚持全国一盘棋、防止一盘散沙的政治优势,体现在多民族国家多元一体、构成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共同体意识,体现在坚持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本经济制度,体现在包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现在增进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的不变追求,体现在社会始终充满生机活力的机制环境,体现在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人才制度,体现在坚持党指挥枪,确保人民军队绝对忠诚于党和人民的军事制度,体现在坚持“一国两制”,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基本国策,体现在坚持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相统一,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作出贡献的大国胸怀。这些显著优势,涵盖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依据“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包括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紧密连接、相互支持,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系统优势。

多方面显著优势植根历史优势。形成优势绝非一日之功,显著优势更是要经历长期积淀、酝酿精炼,经过比较鉴别、认知深化,成为认识自觉、实践自觉。这13方面的显著优势,是在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的历史演化中生成的。传承中国古代制度建设和治理实践的智慧与精华,汲取中国封建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经验教训,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建设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本质内涵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成果。这13方面的显著优势,是在近代以来艰辛探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中生成的。170多年的复兴之路,经过了迷茫和觉醒、碰壁和突破,得出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引领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历史结论。这13方面的显著优势,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近百年、新中国成立70年、改革开放40多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实践中生成的。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形成和发展党的领导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事等各方面制度,加强和完善国家治理,取得历史性成就,彰显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为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团结、人民幸福、社会安宁、国家统一提供了有力保障,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更加彰显。

多方面显著优势基于实践优势。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的优势,在社会历史实践中得到证明,在人民拥护认同中得到验证。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现在,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我国外汇储备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我国建成了包括养老、医疗、低保、住房在内的世界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超过9亿人,医疗保险覆盖近14亿人。我国社会大局保持长期稳定,成为世界上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这两大奇迹,归因于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能够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强大动力,能够为社会活力的增长提供广阔空间,能够为人民对幸福生活的追求提供有利条件。而一些国家长期处于经济落后、社会动荡、冲突不已、乱象丛生的状态,究其原因,制度建设落后、治理能力软弱是一个根本性原因。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拥有了独立的工业体系和自己的核武器,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71元增加到2.6万元,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着力抓好重大制度创新。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构筑了伟大飞跃的崛起支点和起飞平台。

多方面显著优势彰显中国优势。当今世界,“西方之乱”与“中国之治”形成鲜明对照。西方的某些政论家,将西方道路神化为“永恒的模式”,“终结”了历史,但频频发生的社会冲突和动乱、暴力事件和流血,让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相信西方的美好神话。中国的经济发展奇迹和政治稳定奇迹,使得世界将关注点转向了中国。苏东剧变后,西方一些人士曾预言中国将成为倒下的“多米诺”骨牌的最后一块。事实却是中国不仅没有重蹈苏东覆辙,而且呈现出强大生机,正在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之治”基于“中国之制”,中国制度和治理的多方面优势都是中国优势的生动体现。比如,我国国体与政体高度统一,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不仅体现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上,而且体现在基层自治制度上,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这就使得人民的主体地位落实落地,以人民为中心贯通于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之中,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来自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各领域。这就极大增强了全体人民的主人翁意识,人民把自己的命运同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为国尽责、为国分忧、为国加油,构成了中国力量最具伟力的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积累的强大能量已经充分爆发出来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势不可挡的磅礴力量。”[2]近14亿中国人民团结奋斗在中国大地上,共同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下,齐心奔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

多方面显著优势归因政党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多方面显著优势中,党的领导是最大优势,也是首要优势,是其他优势的一个根源。因为我国的制度和治理体系优势,不是自然产生、自发涌现的,而是在先进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创立起来和创造出来的。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才能最大程度发挥我国的制度和治理体系优势。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是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起到了定向导航作用;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是党作为“两个先锋队”,担当了人民的主心骨;切实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权利,是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坚守党的性质和宗旨,贯穿到治国理政的全部实践中;集中力量办大事,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全党自觉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一致,步调一致得胜利;等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勇于面对重大风险考验和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全面从严治党成效显著,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优势充分发挥,辐射到各方面的优势中,从而大大增强了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


二、“四个自信”的坚实根基是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从根本上说来自于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以来,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创立、发展到完善,中国人民从温饱不足到小康富裕的伟大飞跃,正是“四个自信”的雄厚基础。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制度自信是“四个自信”的集中体现。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不仅支撑起制度自信,而且构成“四个自信”的基本依据。

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凝结为道路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是中国能够不断发展稳定的最根本原因,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引领中国走向繁荣富强。这条道路得到了全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无论僵化的老路,还是西化的邪路,都不能动摇党和人民的道路自信,我们都将坚定不移继续沿着党和人民选择的道路走下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存在于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之中,制度和治理体系是道路的实现形式。我们的道路自信,来源于我国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比较的优势、客观的优势凝结为精神层面的道路自信。比如,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这一优势,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反映现代经济发展规律,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把握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有效途径,是我国从贫困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经济制度保障。改革开放以来,党带领人民不断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此相同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3679亿元增长到2017年的82.7万亿元,年均实际增长9.5%,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2.9%左右的年均增速。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由改革开放之初的1.8%上升到15.2%,多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强大优势,极大促进了我国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增长,充分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蓬勃生命力,从而进一步增强了道路自信。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其他方面的显著优势,也是通过这样的途径方式转化为道路自信的。

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提炼为理论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这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是对这一理论的时代性、真理性、人民性的坚信,充分相信这一理论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民族历史面貌发生历史性变化的科学指导作用,对广大党员干部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有力塑造作用,对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强大推动作用。我们的理论自信,是对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显著优势的理论认知。坚持党的科学理论,本身就是党的理论优势。坚持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贯穿其中的是科学的理论。我们的理论自信,是由于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是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形成的。比如,走共同富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要义。坚持改革创新、与时俱进,善于自我完善、自我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鲜明特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观点。我们的理论自信,是理论指导实践形成显著优势,从而证明理论科学正确的产物。比如,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基础,是中国梦与民族梦的有机统一。中华民族的社会和谐、民族和谐,保证了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这就进一步增强了民族平等、民族和谐的理论自信。坚持德才兼备、选贤任能,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才思想和干部工作思想的出发点,是党和国家事业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理论依据,也是防止用人不公、抵制用人腐败的理论武器。理论优势与实践优势的相互促进、良性循环,是理论自信的基本机制。

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集聚为制度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是人类制度文明史上的伟大创造,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决定》明确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十三项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的目标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创新的系统成果。这十三项制度体系的总体设计,本身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产物,并且进一步增强了党和人民的制度自信。我们的制度自信,是在历史的比较、国际的比较、实践的比较中增强的,是在人民的拥护支持中巩固的,是在还不是尽善尽美、成熟、定型向逐步完善、成熟、定型的演进中提升的。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直接转化为制度自信。比如,坚持党指挥枪,确保人民军队绝对忠诚于党和人民,既是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也是我们的制度优势。人民军队从创立时起,就奠定了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和根本制度,由此保证了我军的性质宗旨。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都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取得的。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的建军之本、强军之魂。无论军队使命怎样变化、组织形态怎样变革、战争形态怎样演变,都不能改变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这是我军军魂的制度保证。我们有坚定的信念、强大的底气,坚持人民军队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属于党中央,坚持全国武装力量由军委主席统一领导和指挥,坚决抵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错误政治观点。“一国两制”是党领导人民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一项重要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伟大创举。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是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制度基础。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就决不能容忍任何挑战“一国两制”底线的行为。

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上升为文化自信。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是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是对党领导人民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在一定文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又内含着一定的文化传承和文化品格。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优势,反映了更为基础、更为广泛、更为深厚的文化优势。对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自信,实质上也是一种文化自信。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凝结为政党意识、社会观念、人民心理,就会上升为文化自信,即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文化自信,对于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内含文化的坚定自信。《决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3]这几个方面正是蕴含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之内的文化自信。比如,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我国外事制度的重大目标,是中国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鲜明旗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的必然趋势,是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的必然要求。尽管世界上存在着各种矛盾和冲突,但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必要而且可能,不仅需要愿望而且需要行动,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坚定不移的文化信念。


三、在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优势的实践中不断增强“四个自信”


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是坚定“四个自信”的基本依据。这就要求在实践中大力弘扬这些方面的显著优势,为“四个自信”夯实基础、打牢根基。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正是坚定“四个自信”的基建工程。

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为“四个自信”固本强基。《决定》突出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着眼党的领导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事等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布局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推进包含13个领域和方面的制度体系建设。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等,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系统规范体系。这13个领域和方面的制度体系,直接关联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是道路的展开、理论的实践、制度的细化、文化的实化。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本身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过程,就是从制度建设和制度实践层面坚定“四个自信”的过程。比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长治久安的根本举措。法治增强人们的稳定感、安全感、可预期感,全面依法治国增强制度自信。全面依法治国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法治化,用法治保证和强化“四个自信”。

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为“四个自信”增能鼓劲。从党的十八大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写进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重大命题,从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决定》,呈现出一条清晰的线索。这就是把制度自觉与治理自觉、制度功能与治理效能、制度优势与治理转化有机统一起来,相互支持、相互促进。《决定》突出强调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在这一自觉转化、注重转化、努力转化的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充分彰显,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优势充分发挥,“四个自信”随之增强。比如,发挥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优势,要落实到人民的治理主体地位上,人民共建共治共享。人民的主人翁意识增强,就会更加信任和信赖中国制度。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强化制度能力就要促进治理体系更加科学、治理能力更加有效。制度与治理密不可分,制度为体、治理为用,治理成效就是增强“四个自信”的有力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需要不断发展完善,通过制度改革和制度创新激发制度活力,就要赋予治理体系新的生机和力量,从而提高治理现代化水平。制度能力传导为治理能力,治理能力转化为治理实效,又会变为“四个自信”的动力机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价值,这不仅要体现在制度设计上,而且要落实到治理利益上。治理活动是代表、服务、产生一定利益的活动,代表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治理,能够切实维护和增长人民利益,保证最大多数人共享治理利益。“四个自信”在为人民治理中得以坚定。

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为“四个自信”攻坚破障。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历史逻辑一脉相承、理论逻辑相互支撑、实践逻辑环环相扣,目标指向一以贯之,重大部署接续递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不仅系统集成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成果、制度成果、实践成果,而且对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勾勒出更加清晰的顶层设计。”[4]《决定》是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基础上推进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制度创新和治理跃升。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对改革顶层设计的要求更高,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更强。要把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努力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历史性成就,但还有许多硬骨头要啃,有许多难关要攻克,有许多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要解决。如果这些硬骨头迟迟不解决,这些难关长期攻不破,这些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总是解决不了,就会妨碍坚定理想信念,甚至弱化“四个自信”。因此,新时代改革开放能否顺利推进、取得成功,直接关系到“四个自信”能否巩固和持久的问题。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强大牵引,增强以改革推进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自觉性,继续深化各领域各方面体制机制改革,必将推动“四个自信”达到新境界。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四个自信”升级行远。2020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将取得胜利。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为依据,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铺路架桥,扭住制度和治理现代化这个枢纽机制,作为全面现代化的共同平台和基本轨道。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和精髓要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的一场新的革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新的飞跃,这将大大促进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质量和水平的提升、标准和内涵的丰富、功能和效能的增强。到我们党建党100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到2035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这一总体目标,不仅是制度和治理的现代化进展,而且也将促使“四个自信”达到新的历史高度和时代高度。以制度和治理为主轴驱动全面现代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四个自信”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现代化的版本之上,建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创举之上,底气前所未有地充足,信念前所未有地坚定。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将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显著优势的最重要证明、最有力说明,也将为“四个自信”提供最大支持、最强源泉。

回答和解决好中国共产党的“百年之问”,为“四个自信”立心铸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中深刻指出:“我们党作为百年大党,如何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葆青春活力,如何永远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如何实现长期执政,是我们必须回答好、解决好的一个根本性问题。”[5]这“三个如何”就是走向第二个百年的中国共产党的“百年之问”。这就要以根本性举措回应根本性问题,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建设好坚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完善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重要制度保障。我们党作为执政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前途命运与党的兴衰成败密切相关,必须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宏观视野与总体构建出发回答好“百年之问”。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本身就是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的使命牵引,是党的自我革命的强劲机制。制度为本、价值为魂,《决定》创造性地提出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这就赋予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建设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灵魂,将党的思想建设与制度建设统一起来。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以建章立制的方式将党心党魂深入党的政治生活和党的组织运行之中。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四个自信”的核心问题,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领导力量的信任,是对中国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的信念,是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信仰。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2020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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